no title

forgive me
if those words coming from me disfavored you
ruining things around is never my intention
but just pouring out what is now playing in mind
still an immature mind after all
take it if it sounds working
leave it behind if it sounds nonsense
still learning i am
as it never ends until the last gasp
slap me if i came with ignorance
hit me if i lost my calmness
no man is perfect and never would i be
so please bear with me
i am just trying for the best
for us

雨天

每跨一步，身体上千万个细胞就呐喊一次。
为前日的超劳而控诉，为突然的过劳而痛诉。
控诉拖慢了脚步，痛诉唤醒了牙根。
想不到天上的雨水也不请自来地自荐组成呐喊盟军。
滴滴嗒嗒，嗒嗒滴滴；
落降下来，打在头上，滴在眼窗，洒在地上。

“这雨天能赶得上巴士吗？”

宁愿被戏称不民主，也不愿有雨水下的再等待。
呐喊声一波更胜一波，只能都当作耳边风。
三步变两步，无声的门却无情地放了一碗闭门羹。

“是注定了要等待吗？”

背后传来一声轻叹，看来天涯沦落人永远不孤独。
无奈相视一笑后，无情的门无声地打开了。
门无情无声，司机却是有情有声。
尽管口里还有风在田边送上的沙子，呐喊声至少减少了。
也许因为在巴士里得不到雨水的支援，只好暂且退兵。
但是战书还是没有退下，写道十五分钟后巴士外再会。
休战只是十五分钟，和平永远难能持久。

“该不会明天会生病吧？”

雨滴从发尖滑落，刺在肤上，宣告和平提早结束。
发堆里藏伏兵，让呐喊休息期间转以寒冷告诉。
毛巾却在这重要时刻舒服躺在衣柜里。

“下一站，南水。”

巴士外的雨水不曾停止增援，休息了的细胞也已重整旗鼓。
不动的似乎只有口里的沙子，大概风给了他们命令是坚守不移。
没办法，家还是得回。
踏出巴士，呐喊再起，雨水又淋，寒冷依旧。

坦然却生。

“一人一影已成忆，只因水滴落散碎成千。
不成双，不成三，却是亿。
不禁意回年前羽田梦。”

在11想起95，99，04与08之95

95那年，我小学二年级。也忘了是年头，年中，还是年尾的某一天，我一大早就坐上爸爸的车子往宜力出发。为什么突然去宜力，我没有问，也从来不会过问。因为宜力是我爸爸的家乡，也是我满月前大声哭啼过的地方。举家搬往怡保后的每一年，甚至每一个月，我们都会回去宜力一两次，过了一晚才回怡保。所以，回宜力从来都不是新鲜事一件。

但在那某一天里，却在平常只能见到青色树林往后奔驰的车窗外，多了许多旗帜一起奔驰。有写着数字46的，有蓝旗上贴着白色天平的，有青旗上挂着白色圆圈的；有好像火箭标志的，还有一个是挂着牛头的呢！用我那时的华语来说的话，大概是“路上的旗帜可说是应有尽有，目不暇给，琳琅满目，走马看旗还看旗！”好，我承认这里我使用了夸张修辞手法，因为我二年级不可能懂得如此多的成语。但那时的旗景的确使我大开眼界，还以为是有什么运动会正在进行中呢！不但分组方面不是如学校般只是红黄蓝青四种颜色，还有牛头火箭数字等的，煞是有趣多了！

还记得那某一天，跟以往不同我们并没有在宜力过夜。回家前还有驱车到江沙的外婆家，逗留了半天有余才回去怡保。在宜力，妈妈说爸爸有事办得离开一会儿；在江沙，则轮到爸爸说妈妈有事办也得离开一会儿。到底是什么事，他们却没说清楚。我只知道，他们的事都得在学校里办。而且不止他们，很多人也必须亲自到学校办同一件事。接着当天晚上，平常很少打开电视的他们，也从7点多开始就不停注意电视画面，并且还不时转换电视频道，搞到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紧张”什么。

当天晚上的记忆，若说有什么是依然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电视画面下，那一直不停划过却又看不懂的罗马字与数字；再来就是电视画面上，那一直不断把人抬起来欢呼的人潮。小学二年级的我，尽管懵懵懂懂地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高兴事，却也不禁被他们的雀跃感染到，仿佛整个世界也跟着美好起来。不过我最终还是没有去问爸妈，反正那都是大人的事，小孩如我，满脑想着第二天上学要跟朋友玩什么才是正常的。

可惜，再怎么回想，这95年某一天的记忆就只能停在那个“美好”的晚上。那么，一番回想后，95年首先是个怎样的年代呢？——是个报纸是唯一资讯来源，是个很多家电视仍然没有遥控器，是个有电脑象征富有的年代。

还有，离至今已有15年的95年，是个人人憧憬2020年宏愿，是个天平完胜大选的年代。

恩，95那年，我小学二年级，第一次在报纸头版标题那看到“大选”两个字。

坝罗

小时候常听长辈说起怡保时，总是以广东话“坝罗”来称呼，使我一直感到不解。
明明怡保是怡保，就算用广东话来称呼，也不至于会变成“坝罗”吧？
直到年前，我有幸把《榴莲国度》拿回家，才从此打开了我解开谜底的窗口。
话说书中写道，较为年长的一辈之所以会称怡保为“坝罗”，也许是源自于位于霹雳华小隔壁的坝罗古庙。
而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惭愧，身在怡保十多年，我竟然从未得知那间古庙名为坝罗！”

“屹立在近打河旁的坝罗古庙，是在还没有陆路建设之前，南上北下的水路必经之处。
于是人们在经过时都会趁机到古庙里祈拜一番，以求出入平安。
久而久之，大家就习惯性地把如今的怡保称为“坝罗”了。”

然而最近我却从朱宗贤先生的《怡保城乡散记》那看到另一说法。
——怡保之所以被称为“坝罗”，是源自于怡保最早存在的村庄，也就是Kampung Paloh——
Paloh，Paloh，于是就变成“坝罗”了。
网上甚至还有另一说法，是说以前采锡工人们总会尽力霸住各自手上那采锡用的萝，否则生计难寻。
于是，霸着霸着，就变成“霸萝”——“坝罗”。

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呢？
意外的，我并没有那么在意去求证最终答案。
我反而欣慰，下次当朋友来到怡保时，不再只是介绍怡保树那么单调。
可以说说“霸萝”故事，走走坝罗古庙，然后才吃吃芽菜鸡；
如此的怡保游，想必会更加有故事感与充实感，不是吗？

关于坝罗古庙的点滴，恕我不在此多说。
若有兴趣，可参考此链接：坝罗古庙。
但是关于怡保的更多事迹，我决定将之作为我的功课之一，继续探究一番。

为何？
因为我是怡保人。

向东学习之ゴミに対して

“从2011年4月起，政府将从巴生河流域开始每户人家提供一个大垃圾桶，并规定必须把垃圾分类成可循环及不可循环，由特许公司在特定的周日里收集。”

ゴミに対して（对于垃圾），尽管现在才有如此的行动已稍嫌迟矣，并且还是一个有待商权的方案，但我首先还是得为有关当局而鼓掌。毕竟，有行动好过没有行动。只希望，这次的垃圾分类不会犹如当年的3R垃圾桶般，不了了之。

日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拿我住的地方——丰桥为例：星期一和星期四是可燃烧类，星期二是布类，星期三是塑胶类，星期五是电器类或陶器类。然后特定的废弃物，如家私或大型电器等则得付钱给市政厅让他们来帮忙处理掉。也就是说，日本在垃圾分类的事上，可不只是可否循环那么简单。甚至有时是仔细到不知该如何归类，而会有何必如此麻烦的疑问。有些地方还有规定必须使用特定的袋子，否则则不会被收集。

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地分类呢？为何还要每户人家自己把垃圾拿去垃圾收集处，而不是直接交由垃圾车前来户户收集呢？再列举多几个为什么，答案似乎也不言而喻——为大家的环境，为大家的下一代，为你我他，就是那么简单而直接。就算把焦点放小，说是为了减低开销，肯定也不为过，不是吗？

很多人问，日本街道是否真的一尘不染般的不见垃圾。面对如此的疑问，我每次都会先表明日本人也是人，也是有害群之马。别说街道上，甚至学校课室里就可以见到垃圾处处。然而，如此的反面例子仍是少之又少的。走在外头，别说垃圾，连垃圾桶也很难找到。除非是刚好有活动，才会特别安置垃圾收集处，否则日本人都是把手上的垃圾带回家才丢弃。

所以，我们得做的绝对不能只是给多一个垃圾桶，也绝不能只满足于规定相对简单的垃圾分类。垃圾问题的严重，咱们从小就听到大，却从来不曾让人有纾缓的感 觉。而那一幅以垃圾堆为背景，一对母子坐在椅子上的海报，如今也仍然历历在目般地触目惊心。道德教育有学校教导，家庭教育有父母管教，社会教育有多少口号多少活动在呐喊在号召——我们究竟还欠着了什么呢？

是严刑峻法吗？但是马来西亚那到处可见的告示牌——Sesiapa yang dijumpai membuang sampah di sini akan didenda RM500——往往告示牌下面非常讽刺的就是一堆垃圾。显然，严刑峻法不是答案。似乎不得不又老套地，还是得说从小的潜移默化才是关键。然后对于已经不是小孩的，就由社会各阶层施与各种眼光，也就是监督。再加上那长久以来存在的共同醒觉与责任感，大概就是为何日本会成为许多国家学习，而我们向东学习的最关键之处吧。

所以，我们所缺乏的，是共同意识？

向东学习之マナーモード

マナーモード，如果单看英文与中文的直接翻译，分别是manner mode与礼貌模式。惟其真正意思，却是手提电话的silent mode，或者消音模式。那么为什么在日本这“消音”模式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礼貌”模式呢？

那么想象此刻你身在一间戏院里，正和友人聚精会神地盯着眼前的大荧幕，仿佛自己也在戏里跟着主角到处奔跑的。突然，一阵不可能出现在那戏里的手机铃声大声响起，把你狠狠地从戏里拉回现实。显然你不是唯一一个在寻找“凶手”的人，四周也多少有埋怨之声。这种情况下，请问可以指责那位“凶手”为无礼吗？

又想象此刻你身在一个公共交通工具，比如巴士里，正舒服地坐在座椅上往回家的路上奔驶。回家总是令人心情非常愉悦，总是会让心中充满安定的感觉。突然，一阵蚊子嗡嗡飞过的巨响把你惊醒。如此大的嗡声，显然不是一般的蚊子。封闭的巴士里有着如此不寻常的蚊子，除了危险，无他！接着，嗡嗡之声再次响起。然后一个乘客的声音传过来：“哈罗！喂，好久不见列！”——真相大白，原来是一种播放蚊子飞过声音的手机铃声。这种情况下，请问可以说“那只蚊子”的持有人无礼吗？

若是同样情况出现在日本，想必招来的肯定是四周的白眼，甚至直接当场被训喝。“あんたマナーモード知らんのか？”也就是，“你不懂何谓消音（礼貌）吗？”。在日本，在任何一个公共场合，把手机消音是基本的礼貌。甚至，连谈话也是大忌。有一个听回来的故事，说几个外国人一起乘搭巴士时，其中一个朋友的手机突然响起。于是他如常地接听并开始谈话。出乎意料的，巴士突然停下。然后巴士司机从前面走到那位外国仁兄面前要求他即刻结束手机谈话。当然，此故事孰真孰假我不得而知，但日本人非常看重手机礼貌倒是不会有人不苟同。

除了要求在公共场合消音且避免手机谈话，日本还要求人们若身在某个特定地方时尽可能把手机电源完全关掉。所谓的特定地方，医院当然不在话下，惟火车里的老弱病残座位也包括在内。为何要如此要求呢？事关手机电波是会影响到医院里的医疗器材，包括渺小的心脏起搏器。身在火车车厢里，坐在面前的乘客说不定有安装心脏起搏器在身。若有个万一，手机电波影响了那起搏器，后果当然是非常严重的。其他国家是否也有如此细心的安排，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也迫切需要如此的意识，否则若有个万一，谁应该为此负责呢？难道又是另一个皇家委员会的成立吗？

网上说，这“礼貌”模式似乎全世界只有日本在实行。如果是真的，又是为何呢？若以西方国家为比较对象，则可以说西方文化向来推崇个人自由，不会对这些行为产生过多的反感；反观，日本社会在公共空间享有权上相对更加看重，更在社会公共道德这准则上有着非常高的共同意识。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被灌输要遵守秩序，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等。抛开少数的害群之马，多数的他们都非常看重这公共场合下的共享权。所以当有人破坏这共识，或者说这默契，也就会比较敏感地给予反应。

还有另一种说法是，日本一直存在的土地不足问题使他们一直感到忧患，而导致他们对于空间这概念比较敏感。以火车为例，里头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已成为他的专属领域。如果有人以任何形式，包括手机铃声或者谈话，侵入他的领域里，自然会有反扑。

我本身其实在去日本前，就已经有把手机消音的习惯。所以第一次遇到这种日本独有的文化，我反而不曾有任何冲击。在公共场合把手机消音，对我而言，一直以来都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贴切而言，是一件尊重他人的礼貌之举。当然，我本意并非在此谴责任何一个他或她。分享自己喜欢的手机铃声，把音乐苗子传播给各方各界的人也是善举一项。

但我更希望下次我回家，我不会再听到那非一般的蚊子出现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可以接受偶尔来一首印度舞曲，也可以接受突然的一首马来情歌，但至少别让四周的人都知道你家的柴米油盐，你和谁谁谁的家常便饭，好吗？

大马已经够喧闹了，何必为此增加更多喧哗声呢？